今年适逢我国著名的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90华诞。清华大学虽正式挂牌于1928年，但他的前身清华学堂则成立于1911年。实际上，1928年的前三年即1925年，业已开办了大学部。而1926年，即开创了哲学系。清华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即是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但到了1952年第一次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时，却变成了只有理工科的大学。自从改革开放和近几年的第二次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以来，又发展成为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1998年又重新成立了哲学系。
清华大学哲学系发展史的第一阶段，是从1926－1952年，历时26年，已近“而立”之年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无论是创立之初，抑或是发展之中，还是将届“而立”之时，都是处在中西哲学互动的大背景之下。于是，中西哲学的融合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蔚然成风，成绩卓著，影响深远。其代表人物，当首推金岳霖、冯友兰和张岱年三位名教授。
金、冯、张三位大哲学家，都是学贯古今，汇通中西。他们所创造的哲学体系，虽各有个性，各具特色，但都是中西哲学综合的产物。他们都创造性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法，重新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构建出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
西方的逻辑意识，渊源于古希腊，从未中断过，与时俱进，日益发达，古代有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近代有F．培根的归纳逻辑，现代则出现了主要由G．弗雷格、B．罗素和G．E．摩尔所开创的分析哲学。分析哲学这一学派的各个支派的观点，甚至同一个支派的观点，虽然是相当的分歧，但是他们却都是主张采用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去对语言或者概念进行分析，并认为这就是哲学的首要任务，甚至是唯一的任务。分析哲学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广为流传，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之一。
金、冯、张三位先生在全面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了中西哲学之后，发现了二者在“认识论和逻辑意识”这一重要的“思维手段”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哲学“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和逻辑学”，而西方则有之。于是，他们都深受分析哲学的影响，决心自觉地肩负起要“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中国发达起来”的重大的历史使命，热心地把分析哲学引进中国，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和创造自己的新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成为沟通中西不同哲学的一个典范。
金岳霖先生出版的第一部成名之作，就是《逻辑》一书。这本名著问世，充分标志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又是中国第一个懂得并且引进现代逻辑的人”。
金先生进一步成功地运用逻辑分析法，创建了自己的“道”哲学体系。他的本体论名著《论道》，就“是用逻辑学形式写的。他是一条一条地写的，每条都用一个逻辑命题表示。”他的认识论名著《知识论》，也是以“共相与殊相的分别和关系的问题”，对认识论作了精湛的研究，而这个极重要的问题，仍然是“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根本问题”。“这是金先生的特识”。所以说，“金先生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在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显然，这是冯先生与中国哲学界和逻辑学界对金先生的学术贡献的共识与高度评价。
冯友兰先生同样成功地运用了逻辑分析法，创建了驰名中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冯先生自称“对于哲学是从逻辑学入门的”。他说照逻辑学讲，一个普通名词，都是一个类名，都有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内涵即共相，外延即殊相。二者的关系，是希腊哲学所说的“一”与“多”的关系，也是宋明道学所说的“理一分殊”的关系。这个道理认识清楚以后，理学的主要概念就都有了。有了这些概念后，再用宋明道学的有些话相印证，那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了。
所以，张岱年先生高度评价金、冯二位先生时就说道：“西学东渐以来，中西哲学的结合便是必然的趋势。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表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熊氏哲学体系中，‘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在我们看来，这段话的基本精神，也是很适合张先生本人的。
张先生自道说：“我的哲学探索，是试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因为，他“最喜读罗素、摩尔、怀特海、博若德的书。对此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上个世纪30年代，所谓辩证法的论战，一派主张形式逻辑，就认为辩证法是诡辩；而另一派主张辩证法，就认为形式逻辑是没有价值。而张先生的长兄，也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张申府先生则认为“应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张先生明确表示道：“我同意申府此说。”
张先生把“逻辑分析法”又称之为“解析法”。并指出所谓“解析法”之要义，就在于“辨意谓、析事实，汰除混淆，削减含忽，以清楚确定为目的。”他主张运用“逻辑分析法”去构建新哲学。“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张先生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就是综合运用了逻辑分析法与辩证法，第一次分析了中国哲学范畴的发展史。所以，他的哲学体系可称之为“分析的辩证唯物论”。
中国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而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并非能凭空创造出来，而“只能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这是冯先生晚年反思他本人和金先生（也应包括张先生）毕生为创造中国现代化的新哲学所取得的成功的经验之谈。
总之，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法，成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第一阶段的一大特色；成了可以“攻”中国传统哲学这块璞玉的“它山之石”；成了中西哲学融合的一个契机；成了创新哲学体系的一个方法。无疑，这对于我们今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继续不断地弘扬中国传统哲学，吸取西方先进文化，进行中西哲学的融合，创造中国现代新哲学，甚至缔造21世纪人类新哲学，都是不无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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